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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女儿

  何凌跨过门槛,在玄关换上拖鞋。经过厕所时,她望了一眼盥洗台,丝毫没有因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儿的水杯和牙刷而感到惊讶。她返回到客厅,把买好的早点放在餐桌上。四根油条,两个甜大饼,一壶豆浆。

  “你我各吃两根。一人一个饼。”她顿了顿,弯下腰,将脸朝母亲凑得更近了一点,“当然,如果今天你能通过智力竞赛的话,可以酌情增加。”笑容在她的鹅蛋脸上绽放。

  “成交。但,我把纸条弄丢了。”何凌的母亲爽快地答应了这诱人的条件。同时,她也没忘记地提起自己的过错。这委屈的样子全然不像是一位老人,而更像是向母亲诉苦的孩子。

  何凌心领神会。她转过身走到位于厨房的冰箱旁,干练地撕下一张黄色的便利贴。整个过程干净利索,不禁让人好奇这动作她究竟已做了多少次?

  “报告失主,我找到了。”何凌朝她敬了个礼,挥舞着发现的宝藏。

  她从女儿手中接过便利贴,迫不及待地寻找刷牙迷云的答案。在这张小小的贴纸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有传授如何穿衣的,如何打开电视机选择频道以及音量,如何用声控开灯,如何“合理”地使用马桶,当然也包括了如何刷牙。关于刷牙的那一行写着“刷牙前,先倒一杯水,再给牙刷涂上一层牙膏。然后塞进嘴里,上刷三遍,下刷三遍,喝口水漱漱口。嘴里的泡泡得吐掉,别咽下去。”在便利贴的末端,留着一个用深色墨水写成的手机号码。那是何凌的手机号。

  “你真是有福。有我这样好脾气的女儿。”何凌重又走回到她面前半开着玩笑。她说的都是心里话。如果放在5年前,在这样一位正饱受阿尔茨海默症困扰的老人面前,她恐怕一分钟都无法坚持。

  那时的她遵循着内心的所谓召唤,在大学生活中尽可能的寻找满足感。她不是太在意学业,反正拿学位毕业绰绰有余。她也不会去思考生与死这样的话题。她的父母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像泰山和黄山一般岿然耸立。尤其是她的父亲,他是一位优秀体面的高管。每天他都要穿着笔挺的西装穿梭在各类喜欢和讨厌的人之间。他的上衣口袋里总要放一块漂亮的经过精心折叠的手绢儿。面对性格温和的人,他选择黄色或蓝色的。而面对脾气像公牛哈尔西一样暴躁的家伙,他则选择红色的。没错,他就是要告诉对方:“尽管放马过来!”他的衬衫袖口上插着印有公司标志的袖钉。在任何场合都锃锃发亮。宣示着自己的忠诚。无论对面坐着的是必须巴结的客户,还是总在克扣预算的财务总监,他总能处变不惊,说出一连串充满煽动力的“台词”。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像是从梅林的魔杖里释放出的魔法弹,让对方或哑口无言,或五体投地。

  (亲爱的女儿,只有在面对客户时,爸爸我才用台词来形容我说的。)

  他的举止魅力十足,得体到位。以至于不下一百个人曾经善意地提醒何凌的母亲要小心第三者的插足。他的管理手段软硬兼顾,即使最滑头的销售也无法在他治下造次。一半人管他叫拿破仑,另一半人则管他叫秦始皇。员工害怕他,总裁喜欢他。当何凌还是个孩子时,她曾经因为要写一篇名为|“我的父亲”的作文而去询问这位高大自信的男人。

  “爸爸,你的工造是具体做什么的啊?”

  “坐在椅子上让人崇拜。”

  “这就是你的…工造?”

  “是工作。阿凌。Gongzuo。是的,这就是我的工作。”

  那一天,何凌记住了“工作”一词。身高尚不到买地铁票标准的她望着眼前矗立着的一米八五的巨人,心甘情愿地成为了父亲的又一位粉丝。

  就这样,依靠躲在父母的羽翼之下,不知压力为何物的何凌极尽一切可能地追求满足感的最大化。她不错过任何一次同学聚会。在聚会上,她毫不保留地展示自己的酒量,服饰品位,对实时热点的看法,以及结交和支配异形的能力。她毫不避讳,毫无保留地展现着父亲留给她的基因天赋。

  她喜欢随身带一根丝带,不是绑在衣服上做装饰,而是为了套在男友的脖子上,像牵小狗一样牵着他去图书馆,去餐厅,去电影院。她坚称这不是她的发明,而是传承自前辈阿玛兰妲?乌尔苏拉。绝大部分男生根本不知道她指的那个人是谁,于是她又会补充一句:“真可惜,你不是我的加斯通,也不是我的奥雷里亚诺。”然后,心满意足地欣赏着对方手足无措但又努力掩饰无知的表情。

  她的热情胜过十个太阳,最放荡不羁的男生在她面前都变得拘束羞怯。从没有一个男生敢使唤她,更没有一个男生敢顶撞她。每当看到自己占据上风时,她总会想起她的父亲。“我的工作,就是坐在位置上,让人崇拜。酷!”她继承了父亲的天赋,并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趋势。

  有一次,她得意洋洋地数着手中的丝带。“黄色的留给陈,那个整天皱着眉的诗人;绿色的给李,那个自以为是的笨蛋;橙色的是张的,他热情似火和我很像;紫色的非杨莫属,他就是个娘娘腔。”

  她的父亲凑了过来。“那你会给我留一根吗?”

  她被逗得前仰后合。她把一根粉色丝带挂到了父亲的脖子上。“等我结婚那天,当你把我带上台时,我用这根丝带把你的胳膊和我的系在一起。让那个傻小子来解。解不开,我就不结这个婚了。”

  “而我一定会在旁边给他加油。并且郑重地对他说上一句‘保重伙计,这才刚刚开始。她可不好对付啊。’”父亲和女儿一唱一和。

  然而,死神抢在了前头。何凌永远不会忘记父亲镇定地宣布自己的体内出现肿瘤时的场景。她嚎啕大哭,他的父亲安慰着她,仿佛那个即将与病魔展开斗争的是何凌而不是那位中年男士。这是一段艰苦的不知何时是尽头的战争。一家三口在各家医院间奔波,只为了能让家里的顶梁柱多活一天。然而,每折腾一次,父亲的体重就急剧下降一回。可母女俩仍不愿放弃。哪怕父亲在生命的晚期不止一次地请求了结这一切痛苦,她和母亲依旧不愿直面这事实。

  死神没有被感动,他甚至可能对这毫无意义的反抗感到了厌倦。如果他能和将死之人的家属聊上两句,他一定会说:“瞧吧,终有一天,你们会懂。我带走他的灵魂本就是一种怜悯。”她接到母亲电话的那一刻,没有再一次流泪,反而为父亲感到高兴。他终于不用再一遍遍央求护士拔掉身上的那些个管子,不用在清醒与昏迷间徘徊,不用再承受体内的热火灼烧,不用再为生而痛苦了。

  从父亲离开的那天起,何凌仿佛变了一个人。她把粉色丝带放在了父亲的遗像前,将剩余的统统烧掉。她坚信她的人生已不可能再多姿多彩,黑与白将会成为余生的主色调。她不再矫揉造作地感叹人生苦短。因为她现在知道了,人生真他妈的太短了。她成了一名老年人护工,一边照顾那些素不相识的老人,一边为自己寻找平静。她没能照顾好父亲,她希望能通过工作弥补遗憾。

  “好吧,好吧,现在让我们先把没完成的活儿完成了。”何凌朝母亲伸出一只手。母亲把便利贴放回到她掌心。何凌转身去往厨房,把纸条又一次贴在了冰箱门上。她伸出修长的食指,面对母亲指了指纸条,确认她不会再忘记。看到母亲点了点头,她做了一个鬼脸。

  她折返回到母亲身边把她从沙发上搀扶起来,陪着她来到厕所完成没有完成的工作——刷牙。

  “先放牙膏,然后放到嘴里。接着这样…”何凌一边说一边做着示范。她张开嘴,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用手上下比划模仿刷牙的动作。她的动作刻意夸张逗得身边的母亲忍俊不禁。在没有强迫,没有责备的轻松氛围下,老人配合得完成了所有动作。

  她又询问了母亲是否有便意。老人回答“似乎有点。”为了稳妥起见,她督促老人解手,之后又帮助她善后。对于这些脏活她早习以为常。她搀扶老人回到客厅,让老人坐下而自己则蹲着。

  “好吧,又到了我问你答的时刻。是只吃一根油条,还是全部,就看你的表现了。参赛选手,请准备答题。”何凌没有学过表演,没有学过主持,但是在老人面前却能流畅地说完以上的话,并且让自己的目光焦点始终保持在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她究竟说过多少次了?)

  “我的名字是?”

  “何凌”

  “我的年龄是?”

  “28岁。”

  “我是你的谁?”

  “女儿。”

  “我们的住址是?”

  “希望镇湖畔街9号”

  “你的年龄是?”

  “68岁。哦…不,我再想想…。70岁。是七十岁!”

  “退休前,你的职业是?”

  “老师…应该是吧。”

  “最后一个问题,你的姓名是?”何凌的语速放得很慢。她仿佛在念一段密码,一段至关重要的信息,希望接收的对方能把每一个字的含义都听得清清楚楚。

  “李…。”老人挣扎着。有一个名字在她嘴边徘徊,她想说却又说不出。就像她曾看到池底的鱼儿在游动却就是够不着。那感觉如此的真实,又如此的折磨人。她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写满了痛苦与沮丧。(它就在我眼前,我能看见。可是,我就是够不着!)够不着。够不着那条安静地躺在池底的鱼儿。够不着那个藏在脑海深处的名字。

  “你叫李秀兰。”何凌把老人绒线外套的一侧拉开,在那件藏青色外套的内侧缝着一块补丁。上面写着何凌所提问题的全部答案。

  “没事儿,比前几天好多了。只答错一题。那么,就多吃半根吧。”何凌难得地展示了一次十倍于太阳能量的甜美微笑。李秀兰欣赏并享受着这微笑所带来的平静与安慰。有时,她觉得这微笑很熟悉,已伴随她度过了几十个春秋。有时,又觉得这微笑很陌生,似乎只是最近起才出现在了她的生命中。

  (我老了,真的老了。老到都不记得自己老了。)

  何凌从油条上掰下一块塞到老人的嘴里。“我说,我们聊了那么久,你真的没想起些什么吗?”

  老人摇了摇头。没有一丝虚假。

  (我老了,真的老了。老到都不记得自己老了。)

3、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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